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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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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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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9-17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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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他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巩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本期“智库建言”约请了省内外4位专家,就“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展开讨论,以资参考。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点认识

王希恩

实践证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和稳定要靠物质因素,离不开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但也要靠精神因素,离不开文化建设和情感建设。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所以近年来中央针对精神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一再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又把它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加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核心内容。

一、全面正确理解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一种民族认同,它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也通过文化认同表现出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其他方面的认同才能巩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要靠教育。搞好教育要注重形式,更要注重内容。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即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中华民族层面上的一体性认同。

56个民族层面的“小认同”是必需的,因为这是我们文化认同的基本面。没有这个基本面,中华文化认同就是一个空泛的存在。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各民族文化本来就是一物两面、并育不悖。千百年来,中国各民族都创造和传承了各自丰富的民族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说中华文化是一个绚丽多姿的大花园;也正因为此,各民族之间才有必要相互学习和交流。文化多元是好事,多元有色彩、有活力,多元互鉴互融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所以,我们的民族政策始终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现在来看,在“小认同”问题上各民族的自觉性都已大大增强,每个民族都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也都在自觉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需要重视的是,每个民族在强调自我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应对本民族文化有个理性的认识。不能把一些外来文化,尤其是明显有害于现代文明和社会稳定的外来文化当作本民族文化加以认同和推崇。同时也要注意分辨哪些是能够代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哪些是影响本民族形象和进步的糟粕文化。

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应有之义。“认同”原本就包含着肯定、认可的意思。所以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包容和接纳也当然地属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范畴。一般而言,人们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持认同和肯定态度是能够做到的。民族地区的异样风情、文艺舞台上的民族“原生态”总是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和欣赏。但与这种认同态度相悖的另一面则是各自的保守和狭隘。如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不同民族成员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宗教问题乃至现实问题的争执频繁出现。这些争执对民族感情的伤害是极为严重的,与我们提倡的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格格不入,成为新时代必需解决的严重问题。

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各民族文化的统称,也有着实在的内容,这就是覆盖中国各民族的共性文化。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中国各民族形成了很多的文化共性或同一性。这些同一性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族人民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体现在共同生活和交流中形成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比如文学、哲学、宗教、史学、音乐、舞蹈、建筑、军事、医药等,尤其是绵延至今的儒学理论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下归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注重忠孝节义的社会伦理、多族同一的节庆礼仪、以及各族共享的汉字等等。中华文化的共性认同事关中华民族凝聚力乃至中华民族具体存在的根本,实在称得上中华文化的“大认同”。因此,在中华文化认同的三个层次中首先和着重需要强调的应是共性文化认同。

由于汉族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也由于汉族文化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主流地位,中华文化呈现出较多的汉文化色彩是很正常的。但这绝不等于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这和中华民族不能等同于汉族是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是为至理。

二、注重各民族之间的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说到底是一种民族意识,而完整的民族意识既包括民族的文化认同,也应包括民族的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事实证明,增强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仅有文化认同是不够的。因为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大小不一、能够建立起的文化认同巩固程度也会不一样,为此就需要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做出补充。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是民族意识的当然内容。

与其他多民族大国相比,中国的各民族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一体性联系。不论原本既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民族,还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辗转而来的外来群体,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早已在居住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离开谁的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为各民族之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机遇,文化交融利益交织空前深入。宏观上,没有民族地区的资源、市场和生态保障就没有汉族地区的发展和发达;反之,没有汉族地区的人才、科技、资金支持帮助就没有民族地区当今的进步,而国家的政策协调、财政支持和国防建设又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当代世界和人类社会,能够给予每一个民族和个人生存保障、安全保障和发展保障的只有国家。而在当今时代,国家又自觉承担着民族的职能,每每被称为“民族国家”。在此,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是当然的利益共同体,每一个国民和民族享受其中,也要奉献其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自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基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属性必将愈发突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句话既包含了文化认同,也包含了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独享其荣、独善其身,而只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我们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候,在讲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必须要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认同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化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大规模的宣传教育,也需要坚持不懈的实践养成。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将宣传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的有效方法与途径。

2013年以来,全省开展了扎实深入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各族群众普遍认同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创建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思想认识有待统一。一些干部群众片面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是少数民族的事情,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创建工作中要发挥主体作用。也有人认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主要是为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提供服务和解决一些福利待遇,降低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层次。二是认识高度有待提升。随着省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在“四个转变”中提出“从人口小省向民族团结进步大省的转变”,民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外延以及目标、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未及时适应这个变化,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阶段性工作层面。三是群众在创建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的创建工作和创建活动主要由各个部门或基层单位承担,群众参与创建活动的载体不足,积极性和参与度不高,一些地方创建活动有包办代替现象。四是省直机关在创建中的带头作用不够明显。机关内部创建活动内容单调、形式单一,在本系统、本领域、本行业创建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五是制度建设尚不完备。主要是立法相对滞后,指标体系需要完善,临时性工作机构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任务。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应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相关问题的研究。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大省的目标,作出了“多民族是青海的特色,也是优势”的基本判断,提出了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要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的要求,规定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大省的目标任务及实现路径。对这些问题,应当动员政策研究部门和社科研究机构作出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进一步明确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大省的基本条件和思想基础,明确民族团结进步大省的内涵、外延、任务、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引导全省各族人民全面认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树立正确的民族团结进步大省观念,自觉践行省委决策部署。根据需要和可能,依托高等院校和社科研究机构,建立若干民族团结进步研究基地,加强基地硬件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优化基地人才队伍配备,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大省相关问题研究,为实现“由人口小省向民族团结进步大省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

二、完善地方法规,坚持依法创建。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完善促进民族团结的地方性法规”的要求,围绕“大省”战略定位,结合省情实际,尽快出台我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进一步规范各级地方法规,用立法方式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立法动员和规范,并在约束力、违法责任、奖罚原则和执法依据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真正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

三、进一步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指标体系。一是规范创建目标体系,将目前并行的“先进区”“示范区”两个目标,加以适当整合,建立既相互联系又有层次差异的指标体系,使创建工作目标更科学、更合理。二是在完善创建工作目标体系时,充分发挥各族各界群众在创建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以调动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目标,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与民族团结进步有关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让群众主动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变“要我创建”为“我要创建”。三是注意增强创建指标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剔除一些概念化、缺乏实际内容或在工作中不易量化考核的指标。

四、发挥省直机关的模范带头作用。省直机关是我省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机关,对全省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强省直机关创建工作。一是应当进一步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强化“一把手”责任,落实“一把手”工程,充分发挥“一把手”在方案制订、安排部署、任务分工、责任落实、调研督导中的关键作用,切实建立“党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应当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健全工作机制。注意加强省直机关内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创新创建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让各族干部职工在工作实践中践行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及要求。三是应当明确省直机关在本领域、本系统、本行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目标和责任,发挥省直机关在本系统、本行业、本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让省直机关成为各行各业创建工作的“领头羊”。针对省直机关创建工作协调指导力度较弱,无法实现全覆盖问题,应当用适当形式加大省直机关创建工作领导力量,认真研究中央驻青机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横向到边,实现创建工作的无缝链接。

(作者为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青海改革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良好社会基础

关桂霞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国家发展战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方略的重要目标,予以更加明确阐释。笔者在此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做好的社会基础性工作谈三个问题。

一、以创新社会治理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话语,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强调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社会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建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以共同目标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实现合作管理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很显然,这种社会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青海省在以创新社会治理推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正在致力于走出基层干部“5+2”“白+黑”的“强维稳”状态,为努力摆脱单一的管控、建立化解社会风险的信任机制与治理模式贡献了青海智慧和经验。尽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道路还漫长,但民众看到了方向,因而也就有了更大期待。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并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承担责任与风险,每个个体能够在国家法律框架下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养成为一种公民自觉,在应对外部危机时,能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种情境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的社会条件,也一定是与每一个民族个体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实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谁可以置身于这一“命运共同体”之外。

二、通过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构政治共识

法治中国建设下的政治共识,应是在保障每一位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公民个体自觉恪守社会规则之前提下建立与形成的。政治共识,说起来很恢宏,其实是可以通过价值主导和思想教育的细节来建构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正可担当此任。关于民族团结,简而言之,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互动认同中的整合关系,它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关系的一种反应,是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团结,其维度与我国民族关系格局“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相一致。就此而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必然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判断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从近几年发生的问题看,当我们的社会风平浪静时,很难发现人们的认知状态,而一旦遭遇风险,社会的理性就会被撕破。在对“民族”“少数民族”等概念的各种认识中,不少人极易站在自身的情感立场上去解读,甚至以空想主义的浪漫来评判现实,情感大于理性,甚至还藏匿着不少偏见。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抑或地区,民族团结的实现一定是以人们对“民族”的理性认知为基础的。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凝聚人心。我们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能够理性观察和处理带有族性的社会关系,能够对不同文化、不同习惯、不同宗教给予相互理解和尊重,特别是在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依法行事。要教育广大干部,面对焦躁的社会,棘手的局面,能够以党和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为坐标开展工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诲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引领社会,通过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建构与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员的政治共识,通过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来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在处理涉及民族关系领域里的矛盾时,在推进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时,在彰显国家“一体”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文化生态体系中的“多元”或多样性。

三、提升正确处理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

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利益的排他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获得过程中有着有和无、多和少的问题,利益差别、利益分歧由此产生,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类社会中利益冲突存在的客观性。就理论而言,不同于意识形态矛盾在一定意义上的不可调和性,利益矛盾往往可以通过利益主体间的共同协商得以解决。在具有信息互通以及强制契约关系的条件下,利益博弈往往可以演化为良性的合作博弈,而非恶性的社会冲突。也正是如此,青海把“有效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坚决防止各类矛盾纠纷碰头叠加、蔓延升级,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现实社会中,各民族在发展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包括各种利益矛盾,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一般而言是不应当出现冲突和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失时失当,就可能使矛盾的性质发生转变。在处理这类突发性事件时,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要坚持依法处理、依国家政策处理,谨防将个案民事纠纷转化为民族之间的群体性纷争。

(作者为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依然任重道远

来  仪

当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相关部委已先后命名了四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466个,五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165个。各地区也在因地制宜探索创建活动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与此相关的一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也得到改善,民族团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创建活动产生的正能量有目共睹。当然我们也看到,要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预期无疑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要不忘初心。初心总是与使命感和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在全国进行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初心不外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弘扬正气,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效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迄今为止,创建活动已自上而下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创建支撑体系,有系统的顶层设计和部署,有统一的评价指标内容,从项目申报、内容规划、组织实施再到对各种模范区、示范区、先进区的验收,都有比较完整的工作程序。我们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创建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领域、各层面的情况千差万别。由于有的创建活动始终围绕上级的指挥棒转,围绕着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动,创建活动逐渐由手段、方式变为目的。由于创建活动由政府主导且能够从政策、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与一定的支持。这些支持虽然有利于调动创建积极性,但是其中的“好处”也激活了一些地方的功利之心。政府投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创建的热情和质量。显然,如果将得到多少“好处”置于首位,创建变成获利的平台,就是忘记了初心,创建活动就会变味。

二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需要聚人气、接地气。这涉及政府主导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关系问题。政府主导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感,但政府绝非创建活动的惟一主体,“全社会”的范围涵盖了社会各界人员、组织和机构。作为集合概念的“民族”由若干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体的人构成,并通过在职业、行业、身份、阶层、宗教、语言等方面的联系结成各种社会群体而存在。由于民族性因素总是与各种社会性因素交织在一起,民族团结的本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不同民族成员的接触与交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本质上是实现人与人的团结。千千万万的各民族成员和由他们所构成的各种组织和机构都是创建民族团结良好氛围的主要载体,他们的参与程度往往就成为衡量创建活动是否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内在动力的重要内容。聚人气、接地气实际上也就是党坚持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我们看到,虽然在顶层设计中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有进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等要求,强调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但一些地方民众参与明显不足,相关部门忙于做资料、忙于接待和忙于接受检查往往成为一种工作常态。实际上,政府主导与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应该是体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

三是要尊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所蕴含的内在规律。创建活动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多种因素、多种资源。所谓尊重,就是要承认蕴含于其中并且必然影响和制约创建活动的、符合其内在发展变化的各种内在规定性。民族团结是一个有条件的动态过程,会受制于地区和人口的结构以及发展水平,受制于政策支持等等多种主客观因素。因此,在创建活动中仅有良好的主观愿望是不行的,希望通过在某一方面的单打独斗去达到预期也是不现实的。创建活动就是要创造和建设保障民族团结的各种必备条件,包括从时间到空间,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在环境到内在条件等等。可以设想,如果民族团结创建活动更多地是倾向于形式上的宣传教育,在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条件建设、缩小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尊重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传统文化的价值等相关制约性问题的解决方面关注不够,必然难以建立起和谐的民族关系。

四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或纠纷是大势所趋。不可否认,当下在民族交往中还存在这样一些饱受争议的现象,如:一些一般的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凡涉及民族性因素的时候往往容易被引向民族问题,“民族”容易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一些相关部门或相关人员在处理涉及民族性因素的事件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情况,往往出现拿钱买平安、托人情找关系、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等不良现象,有些方式方法也可能暂时解决某些问题,但治标不治本的负面效果却是明显的。我们知道,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然也是处理涉及民族性因素的矛盾或纠纷的根本出路,尽管有的矛盾或纠纷尚未触及法律这根红线。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执法方或管理方要按照法治的逻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当事者则同样要依法理性维权。双方都认同其中的法治精神和原则。由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超越了具体的民族身份,代表了各民族对民族平等、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从而具有破解涉及民族性因素的矛盾或纠纷的权威性和处置能力。2010年多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都要坚决依法处理。这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行进在法治轨道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实现这些愿望和满足其要求同样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 青海日报作者 : 编辑 :